問：氣功與中國文化有何關連？

鍾老師：氣與心性有關，練氣就是修心性，儒釋道三家所談的全都與修心性有關。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下來，完全離不開修練，如將「氣」剔除，就什都沒有了。

　中國歷代滿朝文武非儒即道或佛，或儒釋道三家合一。周朝以降，即以六經六藝為開科取士的依據。六經六藝境界極高，不僅含蓋修身、修心及修靈，與氣的關係更是密不可分。六經是言教釋心的最佳範疇，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讀書經是為了體會各種不同的生命歷程，包括個人的、群體的，歷史的、文化的，內在的、外在的等等；讀詩經是為了發抒和體會人的深層情感，所以可怨，可群；讀易經是為了體會天地人之間的超越性大道理，因而能究天人之道；讀春秋可鑑往開來，知所興替；禮經教人知所進退，以禮（理）待人；樂經以音密的法門破六識之執，因而陶冶性情，改變本質。

　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是行入化生以身教化，古代教育學生的六種基本科目。禮貌所呈現的是人的內在控制，懂得控制自己才能表現出真正的禮貌。「禮」字就字面上來看，左邊是「示」心部，代表誠意正心，右上方是「曲」字，也就是「屈」的意思，右下的「豆」字，是人縮成像豆一樣，也就是屈己從人，再以和諧的心意，大度恢宏的風度來展現自我應對上的態度。禮是一種透過高度的內在修養才能展現出來的修養，懂得與人以禮相待後，再從「樂」裡體會氣場的共振。這裡所指的樂，不只是人間樂，還包括風聲、雨聲、水聲、火聲等天賴，懂得讀樂，生命境界才會擴大。「射」是射箭，是內在凝聚力的鍛練，整個人專注在一個目標上，集中運作，這需要很大的定力以及很強的氣的運作才可以做得到。「御」是騎馬，從騎馬中學習如何領導、統御。「書」是透過讀經，提昇心性。「數」是從易經裡體會五行的變化、生命的運作。而這一切都能在高層氣的功夫中體會得到。

　氣功這套東西在中國早期的社會裡，不僅流傳於知識階層，對統治階層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朝廷的太廟裡，有人負責觀天地、氣象、流年，這些人都有一定的神通力。他們的神通力是怎麼來的？是靠練氣練出來的。透過身體的運作產生靈動，再以感通力幫皇帝決定一些事情，或透過易經問卦、求卜幫皇帝解惑。歷代有幾位皇帝曾嘗試直接學習這些東西，只是皇帝日理萬機，不可能真的去學，多半靠文武大臣間接學習。從古到今，會這套東西的文武大臣可就多了，唐宋名人像程頤、程灝、陸九淵、朱熹、王陽明全都有修道、學佛、練氣。柳宗元、李白、蘇東坡、韓愈也都有練氣，只是練得程度不一樣，有的修道家的，有的修佛家的，有的修儒家的。唐宋間流行的全真教也有練氣，全真教是將儒釋道三家合一的一個教派，以道家領軍，所行的也包括儒家、佛家的道。

　清朝以後，佛教昔微，修道學佛的人愈來愈少，練氣的人也逐漸少，原因是沒有人談心性。當然，滿州人也不是完全不懂氣，只不過為了便於統治，清朝不鼓勵宏揚心性，因為宏揚心性就等於宏揚民族士氣，很容易就產生對立，因此必須改變方法，也就以八股取士。八股就是訓詁，訓詁就沒有人談民族精神，沒有人談心性，不談心性就不會有文天祥、岳飛、王陽明這種人出現。八股文和駢文差不多，搞些花樣、比對，浮華而沒有精神。

　清朝末年至民國初年期間，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維新等一連串事件使得民族士氣大為提昇，激起太虛大師等一些人重新體認佛法，提振佛學精神，氣功也就是從這個時候才又開始有些進展。可是這時的氣功因為和武術、山醫命相卜這些形而下的東西扯在一塊，不像從前大部分是知識份子在學的，現在反倒變成黑社會、江湖雜耍的接觸比較多。也因此，氣功只能「下傳」而不能「上傳」，其價值非但不受重視，甚至還遭質疑。尤其五四以後，全盤西化的結果，氣功這類東西更是沒有人理了。此後，在西式教育體制下，我們所學的，從小學到大學全都是以西方的邏輯思考為主，對中國文化要有所體會就難上加難了。

　現在倒好了，正當我們還在努力西化的同時，西方人反而開始流行起中國的東西來了。一些美國人、歐洲人覺得針炙、氣功這類東西太有用、太有效、太好了。不但可以把他們從後現代的虛無中拉拔出來，讓他們得以從兩千年超科技時代的空寂和疏離的狀況中找到真正的自我，找到精神的平衡，最重要的是能醫治他們醫不了的病。說來可悲，當國外開始流行氣功這套東西的時候，我們才又跟著動起來，只不過這回是受鼓動而吹回的風潮，秩序顯得大亂，大家不知道在搶什麼，就想找個神奇功法快快學好。

　一般人不懂氣功，只是覺得很神奇，也就認為神奇的東西一定有神奇方法可以快速練成。這是大錯特錯！幾千年來，學佛、練氣、修道都是循序漸進的，沒有所謂的速成功法，光憑這點就可以知道坊間的氣功門派，那些是值得學的，那些是不值得學的。如果強調一開始練功，馬上就可以體會到很高的精神境界、心靈境界、神奇境界，這樣的功法一定有問題。正確的修練應該是先讓身體通達，身體通達後頭腦就跟著通達，之後再去接觸心靈的東西，才會比較穩，比較通透、全盤，比較不會有偏差和執著產生，境界才能放大。